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2019-11-18 10:006913互联网未知

编者按: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华商韬略”(ID:hstl8888),作者 华商韬略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2013年,微信横空出世占据移动互联网高地。方才42岁、作为腾讯首席行政官和创始人之一的陈一丹,突然宣布卸任、退休,转身走上了一条理想主义之路。

01

2015年3月的一个晚上,干燥的东北风在黑暗中呼呼地刮过美国斯坦福大学,校园里的红杉树被弄得沙沙作响,当来到法学院一座明亮的礼堂外时,风在窗前停下了。

里面的人群众星拱月般安静地围绕讲台坐着,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学者、教授、硅谷领袖。大部分人摊开了笔记本和电脑,都在认真倾听和记录这场中、美两位学者间的重磅对话。

台上的Paul Goldstein教授翘着二郎腿,他是全球最知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;另一位男士的坐姿则是向教授微微弯曲着身子,此人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陈一丹,他之前做了演讲《生于草莽》。

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教授看了眼记事本后,便用不紧不慢的语气问道:“你认为,腾讯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?”

这个问题显然挠到了陈一丹的心头之痒,虽然此时他的身份是访问学者,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腾讯创始人之一。他直了直身子,右手下意识扶了下眼镜,脸庞有些清瘦,还顺便摸了摸鼻子:“也许,并不止一个。”

说完,陈一丹自己谦虚地笑了笑。Goldstein教授打断道:“只能说一个。”台下也响起了大笑声。陈一丹语速有些快地回答,“腾讯最大挑战,我觉得有两个。”台下的笑声更大了,甚至掩盖住了Goldstein教授想要打断的声音。

“腾讯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。一个是必须克服,傲慢、自大的习气;另一个是对未来的理解程度,要存有敬畏之心。”陈一丹很认真地说到这,台下部分观众的笑声却尖锐了起来,也在接下来的交流中不间断出现。

偏见与傲慢从不可能在这个自由的国度消失。过去30年里,中、美两国互联网行业齐头并进,世界上市值最大的5家互联网公司,3家在美国(谷歌、亚马逊、脸书),2家在中国(腾讯、阿里)。发达如欧洲、日本至今缺席。

这统计出来的排名与数字,只记录了成功者,仅是关于互联网行业一半的故事,另一半的惨败与死亡,少人问津。人们会据此记住成功者的名字,羡慕他们的财富,却很少关注他们参与世界的态度与方法。比如,说出来可能都会让人觉得不可信的,爱与责任。

而这,正是陈一丹的故事。

02

1989年,高考前夕。深圳市的一个高中课堂上,少年陈一丹站在讲台上挥斥方遒。他在指点全班同学“如何学好语文”。但在成绩下来后,陈一丹的语文竟没及格。

他深刻剖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,发现是态度出了问题:为标新立异,作文写跑题了。

不过语文的失利,没有影响陈一丹考入深圳大学,只是第一志愿落榜,身怀文艺气息的他进入了化学系。当他踏进大学校门时,不仅有巨大的日晷在提醒他要珍惜时间,还有“脚踏实地”的校训影响着他。

报考深圳大学,是陈一丹与高中三位兄弟的约定。当时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,深圳大学是为数不多的开设计算机专业的学校之一,前景十分广阔,陈一丹便提议报考此专业,其余人欣然应允。

四人中,马化腾、张志东和许晨晔都考上了深大的计算机系,只有陈一丹高考发挥失常,没能如愿。这并没让四人的感情变淡,每有闲钱,他们都会到校门外的大排档喝上个三五瓶,恣意享受青春。

进入大学后,陈一丹为锻炼思维加入了学生会。至于专业知识,他只花一半时间。

到了大二,作为学长的陈一丹耐心为刚入学的新生搬行李、解决各式问题。然后他遇到一位学妹,这成为了他大学生活最难忘的时刻。这位学妹日后成了陈一丹的太太。

1993年,认真喝完最后一杯践行酒,陈一丹的四人组分道扬镳了。他们离开了那座没有围墙的深圳大学。进入社会,陈一丹成为深圳市出入境检疫局的工作人员,还利用闲暇时间,在南京大学念了经济法硕士。

当时陈一丹已经看到了未来经济的一些苗头,但他还是倾向于更稳定的公务员。毕竟念书时他就当过学生会主席,能服务社会也是他的志愿。但在1998年的春天,马化腾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。

多年的兄弟邀约创业,陈一丹认真思考后,决定参与创立腾讯。

就这样,他放弃了办公室的空调、热茶,又与马化腾等人走进了大排档。在创业早期,他们一人点份鸡煲饭,常在里面坐上数个小时,吃饭、办公两不误。当时腾讯的众多重要战略都在此决定,包括卖掉QQ。

1999年,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。腾讯在“鸡煲会议”上决定参加这个新鲜玩意儿。

但大会即将开始时,马化腾恰巧病倒了。陈一丹不得不在病房、办公室、会场间来回奔跑,还决定花5000块“巨资”去参与这届大会。

最初陈一丹在会场弄个大箱子,摆在展台中间收集名片。为吸引参观者,他决定找工厂做陶瓷存钱罐来免费赠送。但工厂嫌他提供的企鹅图标太瘦,制成存钱罐后会站不住,于是把企鹅公仔做得胖嘟嘟的,还自作主张加了条黑色围巾。

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会上,陶瓷公仔大受欢迎,从免费送,一度卖到了每个10元的高价,还把租展柜的钱赚了回来。这成了腾讯赚取的第一桶金。之后的腾讯把公仔的围巾换成了红色,就成了日后广为人知的QQ企鹅。

“鹅厂”由此而来。

03

历史多由巧合铸造,腾讯也是在各种巧合中脱颖而出,踩着无数尸骨一步步成长为巨人。

由于研究生读了法学,陈一丹用最短时间考取了律师执照,成为腾讯的第一名律师,QQ的商标就由他维护。他还一手打造了腾讯的最强法务部,在著名的3Q大战中打出了赫赫威名。

2011年,收拾完3Q大战的残局后,陈一丹萌生了退意。他感到在互联网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里,开始力不从心,也不懂年轻人。为顾全大局,他选择急流勇退,向马化腾等高管发了一封卸任诉求的邮件。

此时腾讯刚刚掌握微信这张通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门票,公司的股价每股上涨至100港元。陈一丹这位CTO(首席行政官)递交的卸任诉求,无异于一声惊雷。

几个小时后,马化腾等人就聚集到香港的利苑酒家,极力挽留。聊至店家打烊,他们又挪到四季酒店的露天咖啡吧,畅谈到次日凌晨。最终众人渐渐认可了陈一丹想要退休去做公益的想法,并确定了他辞职的大致时间。

让交班更加稳妥,是陈一丹之后两年的工作重心。他开始着力培养接班人,调整组织架构。

2012年,腾讯迎来了最重要的组织架构调整——将原有的业务系统制升级为事业群制,把现有业务划分成企业发展事业群、互动娱乐事业群、移动互联网事业群、网络媒体事业群、社交网络事业群;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;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专注电子商务。

在2013年,陈一丹完成了交班。在给腾讯员工的公开信里,他写得很认真:今后的时间中,除了陪伴家人,也会秉承腾讯精神,投入更多精力在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上。

他退休时,也是大学毕业20年。不惑之年,在与深大老同学庆祝时,陈一丹唱了《老男孩》,还改了句歌词应景:青春如同奔流的深圳河,一去大海就不再回头……

陈一丹退休后认真做公益,或许是受其父辈们的影响。

早年深圳成立特区时,最初想用一座大鹏雕塑来表达特区精神。但深圳以三天一层的速度,建起了无数高楼,再用大鹏显得不合时宜,因为像把“它”关进了鸟笼。最终深圳的城市雕塑被定为“开荒牛”(又名:孺子牛),这也成为特区精神的象征。

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在这座城里,如今有1300万人。27年前,这里只是总设计师画下的一个圈,没人敢想象它能有今天的成就。是精英如干部、大学生,也是平凡如农民、小市民,草莽枭雄们如过江之鲫般聚集在此开荒拓土,站在南海的浪潮之巅上,让深圳腾飞。

某种意义上,深受先锋精神影响的陈一丹也是名开荒者。他把少年来到深圳定义为自己人生的第一块荒地;青年创建腾讯是第二块荒地;中年时投身公益事业是第三块。

然而,他即将双脚全部跨入的中国公益,彼时却蒙着一层阴霾——“郭美美事件”引爆中文互联网,直接重创中国公益,“百年老店”差点在民愤中毁于一旦,整个公益行业失去了公信力。

陈一丹在此时间节点出来做公益,颇为尴尬,还被网友高举大旗指责:腾讯又开始“作秀”了。

陈一丹向来是个温和的人,不会因为什么事发脾气,也从不会让别人难堪。如果手下办事不力,他只是隐晦地提醒“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”。就算被惹恼,他也只会说道:“哎呀,哪有这样的做法。”据说,这是他表达情绪最不满的方式。

关于网络暴力,陈一丹没做过回应。低调地向社会捐赠了数十亿财富。这般做法就如同深圳的时代精神: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
04

2015年5月,陈一丹干了件大事。

武汉学院获批脱离母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,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。陈一丹成为该校董事长,他的首期投资高达20亿元,还承诺不会拿走一分钱。这开启了中国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。

这个举动让媒体界瞬间高潮,纷纷撰文称,“陈一丹要打造中国的斯坦福”、“要借此推动教育体制改革”。

在接受《中国慈善家》专访时,陈一丹笑着回答,“哪有那么轻易呀?一所好的大学,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和累积的”。接着他又谨慎地修正:“不是说我要改革了,不是这样,我只是想做一个样本,尽一些绵薄之力,是一种促动和松土。”

当年6月,在武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,陈一丹身着礼服,向学院转设后的首批毕业生致辞。看着台下的学生太过严肃,陈一丹临时决定要“搞搞新意思”。在其提议下,学士帽被毕业生们高高抛起,陈一丹站在其间,张开双臂与学生们一同拥抱未来。

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教育,在陈一丹眼里就是未来。

如果说成为开荒者备受父辈影响,那么办教育,陈一丹是被祖母影响。他的祖母没受过教育,却格外重视。在祖母支持下,陈一丹的父亲考上大学、走出农村,用知识改变了命运。

在读书过程里,陈一丹的祖母从未与他讲过什么大道理,时常关切地递给他一只鸡蛋,若觉得陈一丹太辛苦,就笑一笑,拍拍他的肩膀。这种默默支持,给与陈一丹力量,让他能往自己选定的方向走。这种教育理念至今影响着他。

2016年5月,香港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人声鼎沸,大门内外的记者摩肩擦踵,不停闪烁着照相机的闪光灯。到场的都是精英人士,包括香港的政策决策者、各界商业领袖、教育专家、外交官,超过200余人。

陈一丹是当天的主角,他又干了件大事:设立“一丹奖”。

一丹奖旗下有两个奖项:一丹教育研究奖、一丹教育发展奖。该奖项由陈一丹捐赠25亿港元成立,由独立慈善信托运作及管理。奖金的一半用于鼓励获奖者的成就,另一半用于支持项目持续发展。

这是世界最大的教育单项奖,获奖者每人3000万港元(约合人民币2513万)的奖金,高过诺贝尔奖。

设立这个奖项,是陈一丹2013年退休时就有的想法。他认为,无论社会、经济亦或科技等领域,各种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人解决。社会的进步也是要靠人,而人才的培养始于教育。但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又极为复杂、推动缓慢。

思考良久,陈一丹在日记本上写下:“设立一个突破宗族、种族、国家的人文鼓励奖项,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。”

埋下这个想法是在2013年5月23日,成立“一丹奖”是在2016年5月22日。这三年中,陈一丹捐赠了超过40亿元,成为“中国首善”。

2017年,首届一丹奖获奖者揭晓,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Carol S. Dweck和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办人兼总监Vicky Colbert,分别获得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。

Carol S. DWECK教授用35年的专研,发现了学生对自身天资及能力的不同思维模式:固定型思维模式,即天资和能力是确定的;成长型思维模式,即天资和能力是一种可被开发的品质。这个研究说明了智力是可以塑造和改变的,对培养弱势的学生极为重要。

Vicky Colbert女士则在全球三个大洲共十六个国家的农村学校,开展并成功推行了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学习模式,令资源最匮乏地区的学生也能够拥有谋生的技能。“新学校”模式改变了教育资源的不对等,超越了国家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的界限。

从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,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,到了第二届,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,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,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。候选人既有发达国家的教育学者,也有人是来自非洲大陆的国家。

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2019年的获奖者,法兹勒·哈桑·阿贝德爵士是“跨社区资源建设组织”(BRAC)的创办人兼荣誉主席。BRAC是全球第一非政府组织,成立于1972年,服务遍及亚洲与非洲11个国家,为世界落后地区消除贫穷做了巨大贡献。

在第一届颁奖当天,陈一丹站在台上致辞时感慨:

教育改变了我的生命,也是我一生的志业。希望透过教育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

05

交班后,陈一丹完全淡出了腾讯管理层,除了一些老同事会找他交流企业文化方面的事务之外,他在腾讯投入精力最多的也是公益事业。

有时高管聚会时难免聊到工作,陈一丹都有意回避,提议谈点别的事情。在腾讯大厦38层,他的办公室仍旧保留着。每次他来办公室,基本都是为了约见负责公益事务的同事。

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是由陈一丹推动成立的,2006年投入超过2000万元启动。两年后,那场震动整个中国的灾难中,腾讯基金会向汶川捐了2000万。

“但网民怎么参与?”

陈一丹思考后,他把网络支付、公募基金会等资源进行了整合。因为腾讯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,他就用平台的方式,将公募基金会对接给捐款人。

“结果捐了两千多万,很多都是一块钱两块钱,”陈一丹高兴地说:“公益是什么?对公有益,对身边的人有益,对我们所连接的世界有益。这个有益仅仅是出钱吗?不是的。我是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公益文化。”

他要把公益做成常态,做成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的常态。

最初怎么去完成这个“常态”,陈一丹也不懂,只好慢慢尝试,每一步都走得艰难。他先是在腾讯内部鼓励员工申报公益项目,富有热心的员工陈圆圆拜托了妹妹,再联系上妹妹的同学,才找到一间需要修缮教学楼的农村小学。

陈圆圆在此事一年后,转岗成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经理。2009年,陈一丹在基金会启动“筑梦新乡村”定点帮扶项目,选择贵州雷山县、黎平县和云南迪庆州三地,向全公司员工发信征集6位挂职干部,直接到当地定点研究如何资助。

筑梦、帮扶、新乡村、挂职干部等字眼极具中国特色,组合在一起看,似乎根本不可能是一家企业、一群理想主义者能做成的事。果然,扶贫3年,钱都拿去捐学校、捐硬件了,可农村公益没什么起色,还是贫穷、闭塞,缺乏生气。

2011年,陈一丹决定辞职全心做公益那年,项目经理陈圆圆,成为了黎平县最后一位挂职干部。“筑梦”项目的衰退不能否认,而且是无法改变的,因为项目并不能给当地劳动力和市场带来满足双方的产业。陈圆圆只想去亲自看看,农村公益究竟该怎么“拯救”。

真正走进铜关村时,陈圆圆被震到了——村民全是侗族,世代靠种地、养猪为生,人均年收入不足1800元。最娱乐、最隆重的方式是习俗“打三朝”,小孩出生三天后新妈妈回娘家,全村大半人会一起唱侗族大歌。

见此,陈圆圆提议靠公益的力量在这里办个歌会。200位网友凑了6万块钱,这是县里都拿不出的闲钱。

在歌会的提议后,铜关村村长害怕陈圆圆会因为困难放弃。他每周都会走路到乡里坐车,到县城找陈圆圆,还把存款装在身上,次次都憨笑着说要请陈圆圆吃饭,被拒绝也没事,下回再来。

村里的卫生条件不好,村长就带头跳到冰冷的河里捞捡垃圾。村里还因为歌会通了自来水,新修公厕,通往外界的土路也被压严实了,车子可以勉强行驶。歌会那天,全村大部分在外打工的人都辞工回家参加了唱歌,每个村民的脸上都泛着光。

腾讯造富榜背后:他已陆续“阔绰”掉上百亿

人山人海的歌会后,留下的是一地鸡毛。农民唱完歌还是农民。年迈的回去种地;壮年的出去为城市化做贡献;孩童眨着小眼睛,穿着别人捐赠的旧衣服,幻想知识能改变命运;妇女则继续为些琐碎与邻里亲友争吵。

他们是最渴望改变命运的人,只是哪有改变命运的机会,世代被大山围着,莫说出路,连条像样的退路都没有。

06

“在那种绝美的青山绿水下,村民唱着天籁般的侗族歌谣,村庄却衰败凋敝成那样,反差实在太强烈了。”陈圆圆的反馈让陈一丹下定决心追加投资,帮助发展铜关村第三产业。

要建一座生态博物馆。

博物馆于2012年开工,2015年建成营业,至今仍平稳运转。博物馆鼓励村民们提供各种劳务服务,每年游客收入约100万,其中50多万元以用工报酬的形式发放给村民,约20万元利润是集体可支配收入,定向使用于代课教师工资等公共费用。

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还联合中国移动在铜关村架设了4G基站,再联合中兴通讯向村民们捐赠智能手机,培训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。随处可见村庄微信公众号的免费WIFI标识,让村民走向移动互联网时代。

这是腾讯的第一个“为村”平台,谈不上成功,但也没有失败。腾讯基金会前后在铜关村资助了1500万,但由于缺乏人才,博物馆的运营交不出去,游客仍主要靠基金会在深圳的合作伙伴推介。

铜关村十年来的改变是艰难的,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去认真为农村尝试各种可能,去坚持输血。2017年,陈一舟就悄悄地到铜关村考察过,给予了高度肯定。

在央视节目《开讲啦》上,陈一丹与撒贝宁的交谈时,曾言辞恳切地吐露了自己的愿望:“愿这个大家庭,未来一切都好。”摄像机里展现出的画面中,陈一丹没有慷慨激昂的动作,眼神里透露的是坦然和认真。

认真,是改变社会最重要的方式。

参考资料

1、《办学人陈一丹》,中国慈善家,2016

2、《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解析腾讯合伙人制度和退休制度》,中国企业家,2015

3、《腾讯创始人陈一丹的退休生活:大千世界一片丹心,留给慈善与教育》,财约你,2017

Copyright © 2002-2013 Copyright © 2012-2018 www.hexieshandong.com 和谐山东网_山东新闻门户_传播文明,和谐中国 版权所有备案号:6396416@qq.com